消极对比：背叛的最后一根稻草
出现不信任后，消极滑动门时刻就会导致一种可怕的事情发生，我称之为“消极对比”（Negative COMP）。不再可信的伴侣并没有转身离开，与此同时，他或她还会拿伴侣跟想象中的或者真实存在的人作比较——结果当然是伴侣输了。比如，卡尔听见普丽西拉在看账单时叹了一口气。他并没有问她为什么叹气，却想到，我的弟媳珍妮从来不会让我弟弟为收入感到难过。这种进行消极对比的倾向，不管那个更好的别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预示着伴侣在未来出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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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对比：在信任消失后，消极滑动门时刻出现的行为。这时产生冲突的双方不仅没有转身离开，还会将伴侣与想象中或现实中的他人进行比较。
尽管积极对比和消极对比的概念早就成了社会心理学中婚恋关系研究的一部分，但多年来使用得却不多，因为伴侣间的对比很难在实验室里进行测量。但是已故的伟大心理学家卡里尔·鲁斯布尔特（Caryl Rusbult）博士对这个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发明了一种简单的自我报告问卷，用以测量伴侣双方的奉献水平。在30年来的一系列研究中，她发现托付终身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伴侣会越发频繁地从积极的角度用自己的婚恋关系和别人的作比较。
对于詹姆斯来说，他在碰到琼之前就已经开始消极对比了。他发现自己经常想起前女友，用她对自己的仰慕和他从妻子那里感受到的轻蔑作比较。博弈论学家会说，詹姆斯开始评估从婚姻中获得的收益和从其他关系中获得的，发现前者更少。接着，琼出现了。
婚恋关系中的伴侣用自己的现状和其他真实或想象中的可能性作比较是很正常的。如果一个男人对他的妻子微笑，她也回应了一个，他可能会想：“噢，笑得多美啊。她让我没办法再爱上别人。”但是过了几天，她的微笑可能没有那么灿烂，这就会让他有些失望。这时他可能会想：“哼！我在调情，她都没反应！我打赌那边的辣妹一定比她有反应。”这种鸡毛蒜皮的消极对比倒不会伤害婚恋关系，但是时间长了，这种想法的次数多了，就可能导致疏远，最终奔向背叛的悬崖。当玛丽昂被琼比下去时，詹姆斯的婚姻便在不忠的悬崖边摇摇欲坠了。鲁斯布尔特发现在严肃的婚恋关系早期，积极对比会加强一种信念：“这次爱对了。”双方对彼此越来越珍惜，为对方的积极品质心存感激。同时，他们会把对方的消极特质最小化。当莎伦和朋友乔迪共进午餐时，她脑海中却闪现出老公和乔迪男友的交锋。她想：乔迪真可怜。皮特那么不随和，没有一点幽默感。我可真幸运，托尼既亲切又有趣。莎伦快速的积极对比增强了她的感激之心和对托尼的忠诚。
沉浸在积极对比中的伴侣会认为其他可能的组合都不如他们，并且发展出一种“我们对抗全世界”的态度。随着他们对婚恋关系积极想法增多，他们也越来越依赖这段关系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情感需要。他们开始相信，失去对方将是一场灾难。积极对比的累积效果可以帮助他们渡过偶尔遇到的难关。尽管20年来谢莉的婚姻冲突不断升级，但她仍表示：“尽管比尔有时候会发狂，但只要想想朋友们的老公，我就会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不能想象和另一个人结婚会是什么样子。”尽管没有意识到，但谢莉确实考虑了比尔被取代的可能性。比尔无疑胜利了。
相反，一个人如果经常陷入消极对比，就会经常体验到购物时体验到的后悔和执念——我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每当提起消极对比的毁灭性破坏时，我总是想起阿比和泰勒的故事。他们是一对年轻伴侣。他们尝试过5次不同的心理咨询，却守不住他们4年的婚姻，于是向我求助。阿比有一份全职工作，其余时间大多用于照顾他们正值学龄的双胞胎。泰勒是个全职的计算机技术员。尽管他的妻子承担了绝大部分照顾孩子的事务，泰勒仍然觉得自己应该每周至少花上2小时和朋友在下班后一起打高尔夫球，而不是在家帮阿比干活。泰勒辩解说，因为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多挣这么多钱，放个“小假”也是公平的。他和阿比讨价还价，争取最好的“交易”。阿比当然不同意他的观点。在阿比眼中，长期以来，泰勒已经越来越不值得信任了。他会一个人出去，还会跟阿比为了打高尔夫球讨价还价。她已经厌倦了没完没了地照看孩子，对泰勒的缺席极为不满。因为泰勒不能及时对阿比的需要做出反馈，还经常忽视她希望从照顾孩子中暂时解脱的要求，所以阿比的信任标尺越来越低。泰勒不考虑阿比的利益，也不采取行动增加她的利益。他忽视阿比的抱怨，相反自己却一肚子牢骚。当阿比感到情绪消沉时，泰勒说自己感觉更糟糕。他们经历了太多滑动门时刻，却都没有好好地收场。他们与彼此脱离的感受越来越强，但到现在还没有背叛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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