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对方心有所惧、有求于我之时提出条件，对方迫于形势才有可能接受。好比绑架了对方亲人，对方怕撕票，就有可能付赎金；好比骑劫飞机，当局怕杀害人质、炸毁飞机，才有可能接受劫机者的要求。祖老太太的主张，等于是绑架者先放归绑架之人，再请求对方看在我们善待你亲人的份上，如数支付赎金；又如劫机者先尽释机上人质，再离开飞机，然后要求当局看在劫机者并未杀害人质、并未炸毁飞机的份上，答允各种条件。祖老太太固然蠢，祖大寿也同样蠢，无怪他后来不降又降，举棋不定，优柔寡断。
如果这时崇祯立刻悔悟，放袁崇焕出来重行带兵，仍然大有击破清兵的机会。但崇祯只是一味急躁求战，下旨分设文武两经略。这又是事权不统一的大错误，大概他以为文武分权，总不能两个经略一起造反。文经略是兵部尚书梁廷栋，武经略是满桂。
清兵于十二月初一攻克良乡，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
申甫的所谓“车营”，是崇祯在惶急中所做的许多可笑事情之一。申甫本来是个和尚，异想天开的“发明”了许多新式武器，包括独轮火车、兽车、木制西式枪炮等等，自吹效力宏大。崇祯信以为真，立即升他为副总兵，发钱给他在北京城里招募了数千名市井流氓，成立新式武器的战车部队。大学士成基命去检阅新军，认为决不可用，崇祯不听。皇太极回师攻来时，这个战车部队出城交锋，一触即溃，木制大炮自行爆炸，和尚发明家阵亡。
满桂身经百战，深知应当持重，不可冒险求战，但皇帝催得急迫之至，若不出战，势必与袁崇焕一样，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与总兵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等集骑兵、步兵四万列阵。皇太极令部属冒穿明兵服装，拿了明军旗帜，黎明时分突然攻近。明军不分友敌，登时大乱，满桂、孙祖寿都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擒。京师大震。
这时祖大寿、何可纲等得到袁崇焕狱中手书，又还兵来救。皇太极对袁部终是忌惮，感到后路所受到的威胁严重，于是并不进攻北京，写了两封议和的信，放在安定门和德胜门城门口，取道冷口而还辽东。
皇太极匆忙退兵时，给明朝另一名将孙承宗抄后路，克复了清军退路上的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马世龙、祖大寿等率兵攻来，清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兵败。皇太极既惊且怒，乘机追究阿敏的败阵，革了他的贝勒头衔，监禁至死，除了一个重要政敌。皇太极觉得崇祯既杀袁崇焕，又有了议和的机会，于是致书崇祯：
“迩者师旅频兴，互相诛戮，生民罹祸实甚。上天好生之德，我两国当共体之。即我两国之主，以战争之故，不遑暇逸，亦非所以自安也。言念及此，欲盟诸天地，共结和好，永息干戈，使一国子孙臣庶，奕世获享太平。不然，战争何时止息？两国何由得臻治安耶？故遣使致书议和，惟熟计而明示之。”
又致锦州的守军统帅：
“……今我两国之事，惟和与战，别无他计。和则尔国速受其福，战则尔国被祸，何时可已？尔锦州官员，其传语众官，共相商榷，启迪尔主，急定和议可也。”
清军攻至北京城下，无功而返，皇太极知道这次全军而退，实在侥幸，久战不利，又谋议和，崇祯仍是一贯的傲慢自大，置之不理。
当清兵围城时，崇祯的张皇失措，不单表现在将袁崇焕下狱一事上，此外倒霉的大臣还有不少。他认为兵部尚书王洽处置不善，下狱。王洽相貌堂堂，魁梧威猛，当时是很出名的。崇祯用他做兵部尚书，就是看中了他的相貌，说他像个“门神”，以为门神负责守门，一定安全。当时北京人私下说，贴在大门上的门神一年一换，这个王门神的兵部尚书一定做不长久。果然不到过年，门神就除下来了。围城时一切混乱，监狱中的囚犯乘机大举越狱，于是刑部尚书和侍郎下狱。崇祯又“发觉”北京的城墙不大坚固，似乎挡不住清兵猛攻，其实，那时城墙就算坚固之极，他也会觉得还不够坚固，于是将工部尚书和工部几名郎中一起在朝廷上各打八十棍再下狱。三个郎中两个年老、一个体弱，都在殿上当场活活打死了。至于那个蓟辽总督刘策，他负责的长城防线为清兵攻破，崇祯将他处死，更不在话下。
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着实不少，本来由袁崇焕统一指挥，大可发挥威力。袁崇焕一下狱，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流寇”本来都是饥民，只会抢粮，没受过打仗的训练，这些溃军官兵一加入，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情形完全不同了。“流寇”真正成为明朝的威胁，就从那时开始。
十三
袁崇焕蒙冤下狱，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总兵祖大寿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罪”。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申请，愿意全家入狱，代替袁崇焕出来。崇祯一概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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