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有一日，邻里有一姓朱的少年携来一部手稿，说是祖父朱相国的遗稿，向庄家抵押，求借数百两银子。庄家素来慷慨，对朱相国的后人一直照顾，既来求借，当即允诺，也不要他用什么遗稿抵押。但那姓朱少年说道借得银子之后，要出门远游，这部祖先的遗稿带在身边，恐有遗失，存在家里又不放心，要寄存在庄家。庄允城便答允了。
那姓朱少年去后，庄允城为替儿子解闷，叫家中清客读给他听。
朱国桢这部明史稿，大部分已经刊行，流传于世，这次他孙子携来向庄家抵押的，是最后的许多篇列传。庄廷鑨听清客读了数日，很感兴味，忽然想起：“昔时左丘明也是盲眼之人，却因一部史书《左传》，得享大名于千载之后。我今日眼盲，闲居无聊，何不也撰述一部史书出来，流传后世？”
大富之家，办事容易，他既兴了此念，当即聘请了好几位士人，将那部明史稿从头至尾的读给他听。他认为何处当增，何处当删，便口述出来，由宾客笔录。
但想自己眼盲，无法博览群籍，这部明史修撰出来，如内容谬误过多，不但大名难享，反为人讥笑，于是又花了大批银两，延请不少通士鸿儒，再加修订，务求尽善尽美。有些大有学问之人非钱财所能请到，庄廷鑨便辗转托人，卑辞相邀。太湖之滨向来文士甚多，受到庄家邀请的，一来怜其眼盲，感其意诚；二来又觉修撰明史乃一件美事，大都到庄家来作客十天半月，对稿本或正其误，或加润饰，或撰写一两篇文字。因此这部明史确是汇集不少大手笔之力。书成不久，庄廷鑨便即去世。
庄允城心伤爱子之逝，即行刊书。清代刊印一部书，着实不易，要招请工匠，雕成一块块木版，这才印刷成书。这部明史卷秩浩繁，雕工印工，费用甚钜。好在庄家有的是钱，拨出几间大屋作为工场，多请工匠，数年间便将书刊成了，书名叫作《明书辑略》，撰书人列名为庄廷鑨，请名士李令皙作序。所有曾经襄助其事的学者也都列名其上，有茅元铭、吴之铭、吴之镕、李礽涛、茅次莱、吴楚、唐元楼、严云起、蒋麟征、韦金佑、韦一园、张隽、董二酉、吴炎、潘柽章、陆圻、查继佐、范骧等，共一十八人。书中又提到此书是根据朱氏的原稿增删而成，不过朱国桢是明朝相国，名头太大，不便直书其名，因此含含糊糊的只说是“朱氏原稿”。
《明书辑略》经过这许多文人学士撰改修订，是以体例精备，叙述详明，文字又华瞻雅致，书出后大获士林赞誉。庄家又是志在扬名，书价取得极廉。原稿中涉及满洲之时，本有不少攻讦指摘的言语，修史诸人早知干禁，已一一删去，但赞扬明朝的文字却也在所不免。当时明亡未久，读书人心怀前朝，书一刊行，立即就大大畅销。庄廷鑨之名噪于江北江南。庄允城虽有丧子之痛，但见儿子成名于身后，自是老怀弥慰。
也是乱世之时，该当小人得志，君子遭祸。湖州归安县的知县姓吴名之荣，在任内贪赃枉法，百姓恨之切齿，终于为人告发，朝廷下令革职。吴之荣做了一任归安县知县，虽然搜刮了上万两银子，但革职的廷令一下，他东贿西赂，到处打点，才免得抄家查办的处分，这上万两赃款却也已荡然无存，连随身家人也走得不知去向。他官财两失，只得向各家富室一处处去打秋风，说道为官清苦，此番丢官，连回家也没有盘缠，没法成行。有些富人为免麻烦，便送他十两八两银子。待得来到富室朱家，主人朱佑明却是个嫉恶如仇的正直君子，非但不送仪程，反狠狠讥刺，说道阁下在湖州做官，百姓给你害得好苦，我朱某就算有钱，也宁可去周济给阁下害苦了的贫民。吴之荣虽然恼怒，却也无法可施，他既已遭革职，无权无势，又怎再奈何得了富家巨室？当下又来拜访庄允城。
庄允城平素结交清流名士，对这赃官很瞧不起，见他到来求索，冷笑一声，封了一两银子给他，说道：“依阁下平素为人，这两银子本是不该送的，只是湖州百姓盼望阁下早去一刻好一刻，多一两银子，能早走片刻，也是好的。”
吴之荣心下怒极，一瞥眼见到大厅桌上放得有一部《明书辑略》，心想：“这姓庄的爱听奉承，人家只要一赞这部明史修得如何如何好，白花花的银子双手捧给人家，再也不皱一皱眉头。”便笑道：“庄翁厚赐，却之不恭。兄弟今日离别湖州，最遗憾的便是没法将‘湖州之宝’带一部回家，好让敝乡孤陋寡闻之辈大开眼界。”
庄允城问道：“什么叫做‘湖州之宝’？”吴之荣笑道：“庄翁这可太谦了。士林之中，纷纷都说，令郎廷鑨公子亲笔所撰的那部《明书辑略》，史才、史识、史笔，无一不是旷古罕有，左马班庄，乃古今良史四大家。这‘湖州之宝’，自然便是令郎亲笔所撰的明史了。”
吴之荣前一句“令郎亲笔所撰”，后一句“令郎亲笔所撰”，把庄允城听得心花怒放。他明知此书并非儿子亲作，内心不免遗憾，吴之荣如此说，正是大投所好，心想：“人家都说此人贪赃，是个龌龊小人，但他毕竟是个读书人，眼光倒是有的。原来外间说鑨儿此书是‘湖州之宝’，这话倒是第一次听见。”不由得笑容满脸，说道：“荣翁说什么左马班庄，古今四大良史，兄弟读书少了，还请指教。”吴之荣见他脸色顿和，知道马屁已经拍上，心下暗暗欢喜，说道：“庄翁未免太谦了。左丘明作《左传》，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都是传诵千载的名作，自班固而后，大史家就没有了。欧阳修作《五代史》，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文章虽佳，才识终究差了。直到我大清盛世，令郎亲笔所撰这部煌煌巨作《明书辑略》出来，方始有人能和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三位前辈并驾齐驱，‘四大良史，左马班庄’，这句话便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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