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闻见近录》中，也记载了张咏杀恶仆的故事，叙述比较详细。那小官亏空公款，受到恶仆挟制，若不将长女相嫁，便要去出首告发。合家无计可施，深夜聚哭。张咏听到了哭声，拍门相询，那小官只说无事，问之再三，方以实情相告。张咏次日便将那恶仆诱到山谷中杀了，告知小官，说仆人不再回来，并告诫他以后千万不可再贪污犯法。
张咏生平事业，最重要的是做益州知州（四川的行政官）。
宋太宗淳化年间，四川地方官压迫剥削百姓，贫民起而作乱，首领叫做王小波，将彭山县知县齐元振杀了。这齐元振平时诛求无厌，剥削到的金钱极多。造反的百姓将他肚子剖了开来，塞满铜钱，人心大快。后来王小波为官兵所杀，余众推李顺为首领，攻掠州县，声势大盛。太宗派太监王继恩统率大军，击破李顺，攻克成都。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李顺逃走的方法甚妙：官兵大军围城，成都旦夕可破，李顺突然大做法事，施舍僧众。成都各处庙宇中的数千名和尚都去领取财物。李顺部下数千人同时剃度为僧，改穿僧服。到得傍晚，东门西门两处城门大开，万余名和尚一齐散出。李顺早已变服为僧，混杂其中，就此不知去向，官兵再也捉他不到。（《鹿鼎记》写韦小宝化装为喇嘛逃生，便袭用此法。）官军后来捉到一个和李顺相貌很像的长须大汉，将他斩了，说已杀了李顺，呈报朝廷冒功。
李顺虽然平了，但太监王继恩统军无方，扰乱民间，于是太宗派张咏去治蜀。王继恩捉了许多乱党来交给张咏办罪，张咏尽数将他们放了。王继恩大怒。张咏道：“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咏与公化贼为民，有何不可哉？”王继恩部下士卒不守纪律，掠夺民财，张咏派人捉到，也不向王继恩说，迳自将这些士兵绑了，投入井中淹死。王继恩也不敢向他责问，双方都假装不知。士兵见张咏手段厉害，就规矩得多了。
太宗深知这次四川百姓造反，是地方官逼出来的，于是下罪己诏布告天下，深自引咎，诏中说：“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念兹失德，是务责躬。改而更张，永鉴前弊，而今而后，庶或警予！”他认为百姓所以造反，都因自己委任官吏（民政官和税务官）不当，处理政务不善而造成，实是自己的“失德”。这次受到警惕，以后决不再犯这种错误。后世的大领袖却认为自己总是永远正确的，一切错误过失全是百姓不好，比之宋太宗赵光义的风度和品格来，那可差得远了。
张咏很明白官逼民反的道理，治蜀时很为百姓着想，所以四川很快就太平无事。
他在乱事平定后安抚四川，深知百姓受到压迫太甚时便会铤而走险的道理。后来他做杭州知州，正逢饥荒，百姓有很多人去贩卖私盐渡日，官兵捕拿了数百人，张咏随便教训了几句，便都释放了。部属们说：“私盐贩子不加重罚，恐怕难以禁止。”张咏道：“钱塘十万家，饥者十之八九，若不贩盐求生，一旦作乱为盗，就成大患了。待秋收之后，百姓有了粮食，再以旧法禁贩私盐。”《宋史》记载了这一件事，当是赞美他的通情达理。中国儒家的政治哲学，以宽厚爱民为美德，不若法家的苛察严峻。
王小波在四川起事时，以“均贫富”为口号，他对众贫民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续资治通鉴》宋太宗淳化四年）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称：“蜀中剧贼李顺，陷剑南、两川，关右震动，朝廷以为忧。后王师破贼，枭李顺，收复两川，书功行赏，了无间言。至景佑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覆按皆实。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赏文琏二官，仍阁门祗候。文琏，泉州人，康定中老归泉州，予尚识之。文琏家有‘李顺案款’，本末甚详。顺本味江王小博（按：应为王小波，音近）之妻弟。始王小博反于蜀中，不能抚其徒众，乃共推顺为主。顺初起，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录用材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时两蜀大饥，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及败，人尚怀之，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乃始就戮。”
沈括虽称李顺为“剧贼”，但文字中显然对他十分同情。李顺的作风也很有人情味，并不屠杀富人大姓，只是将他们的财物粮食拿出来赈济贫民，同时根据富户家中人丁数目，留下各人足用的粮食。
《青琐高议》中，又记载李顺乱蜀之后，凡是到四川去做官的，都不许携带家眷。张咏做益州知州，单骑赴任。部属怕他执法严厉，都不敢娶妾侍、买婢女。张咏很体贴下属的性苦闷，于是先买了几名侍姬，其余下属也就敢置侍姬了。张咏在蜀四年，被召还京，离京时将侍姬的父母叫来，自己出钱为众侍姬择配嫁人。后来这些侍姬的丈夫都大为感激，因为所娶到的都是处女。《青琐高议》这一节的题目是“张乖崖，出嫁侍姬皆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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