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特种部队成功突袭了日军在崇明岛竖河镇的航空兵基地、后勤辎重基地的报告时，蒋纬国正在南京。报告里，郑洞国非常坦诚地把行动最后部队对日军伤兵医院的打击进行了一五一十的陈述，“我不知道徐玉伟和楚奇明的看法究竟谁对谁错。”郑洞国最后这样总结道。
蒋纬国先是以个人名义嘉奖了参战官兵十万大洋（特种部队的存在是要保密的，肯定不能大张旗鼓地宣扬），然后吩咐道：“抽调一个团和一支船队，专门负责把崇明岛居民抓紧时间撤走。”蒋纬国太清楚日本人的德行了，日本人没事都要搞屠杀来发泄他们本性里的恶，更何况是吃了这么大的亏，更更何况的是，国军在战场上打死日军，这是正常的事，日本人也会“理解”，毕竟日本人总不能要求中国军人在战场上光挨他们子弹而不开火吧？但突袭部队烧了日军的伤兵医院，以近乎屠杀的方式杀死几千日军伤兵，并且使用的是火烧这种“残忍手段”，让那些日军伤兵死得凄惨无比，不管怎么看，首先，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战争法和日内瓦公约的，其次，国军突袭部队确实做得非常“不厚道”，结果就是日本人百分之百会眼睛发红，会“化悲痛为兽性”，加上崇明岛居民在这场行动中支持了国军突袭部队，这就使他们在日本人眼里“是有罪的该死之人”，日本人注定会在崇明岛上大开杀戒以报复泄恨。
关于徐玉伟和楚奇明的争执，蒋纬国跟郑洞国一样“不知道谁对谁错”，也许，这种事根本就没有对错的意义。战争，想要获胜就要竭尽全力甚至不择手段地打击敌方力量，但是，有的军事行动虽能打击敌方力量但也会祸害到本国平民，比如在原先历史上抗战期间的敌后游击队（不限于中共游击队，因为国军也有很多活动在日占区内的游击队），游击队的战术就是打了就跑，日占区内的中国平民其实很难，不支持游击队就是汉奸，可支持游击队的话，游击队跑了，日军赶来报复，平民自然遭殃了。以崇明岛举例子，在原先历史上的抗战期间，崇明岛境内也被日军展开过屠杀，发生地点就是竖河镇。当时有一支游击队在崇明岛上活动，于竖河镇附近埋设地雷炸死炸伤了二十八个日军，日军随后反扑竖河镇，游击队撤退，日军抓捕大批镇民拷问游击队的去向，镇民们不肯回答，结果共有一百多名镇民被日军残酷杀死，竖河镇也被日军一把火烧成焦土。
“我的同胞们…真的好难啊…”蒋纬国叹息一声，他随后打电话给舒国生，“派一批人潜入崇明岛，如果日军在岛上施行暴行，全力获得照片等证据。”
很多东西在历史书上“不能说得太细”，游击队是其中之一。在原先历史上的抗战期间，国共双方都组织了很多游击队在日军占领区内活动，不少游击队其实是被收编的土匪，这些土匪被政府招安后，摇身一变，高举着抗日大旗，有的改邪归正、奋勇抗日，有的一边打击日军一边继续干打家劫舍的老本行，还有的则恶性不改并且变本加厉，以抗日名义对生活在日占区内本国同胞进行敲诈勒索，他们占据着民族大义的道德制高点，逻辑是现成的：老子是抗日游击队，你们必须拿出钱粮支持老子，否则你们就是汉奸！当然了，被这些所谓的“游击队”强行索要走的那些钱粮究竟是被他们用于抗日还是被他们用于挥霍享用，想想便可知。
“其实没有必要深入思考这种问题的对错与否。”萧爻放下电报后对蒋纬国开解道，“我们只需记住，这是日本人带给我们的苦难，一切的源头都是日本人，仅此而已。”
蒋纬国心头一动，他隐隐间被点拨了：“你说得对。”
蒋纬国此时在接见着一位军人科学家，此人名叫朱家仁，重庆飞机工厂机械处副主任，中校军衔，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航空工程师、飞机设计师。“朱先生，我想委托你组建一个直升机研究所，跟德国人联合研制直升机。”蒋纬国开门见山。
朱家仁立刻两眼一亮：“直升机？”
蒋纬国点头：“嗯，一种不需跑道、可以垂直起飞和降落的新型飞机，与现在的固定翼飞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他取出一叠文件资料，“几乎所有列强大国都在研制这种飞机，德国起步略晚，但眼下却走在最前头。德国的安东弗莱特纳、海因里希福克、乔治乌尔夫、R施密特等航空科学家都在这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幸好…”蒋纬国突然间露出一个狡黠的微笑，“德国军方对直升机反应十分冷淡，所以我打算在重庆建立一个直升机研究所，邀请德国的直升机科学家们来重庆，朱先生你作为我们中国方面的科研代表，跟德国专家们联合研制，朱先生你的任务是一方面研制直升机，一方面要借助这场合作给我们中国培养出更多的直升机专家。”他说着又大笔一挥，签了一张支票，“这里是三百万美元，交给你作为首批资金，以后缺什么都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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