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是普鲁士文化艺术大发展的时代，著名作家出了不少。谢绾饶有兴趣地追问老板他说的作家是谁。老板笑嘻嘻地说了一个名字，
“约翰·冯·歌德。”
“歌德”这个名字对谢绾来说，简直是如雷贯耳——他在德国念书时，先就要去歌德学院学习德语，这是一位在德国类似孔子在中国一样地位的文学家。他连忙向老板要了地址，赶去那家旅馆，看看时间，没准儿可以请歌德吃晚饭。
到了老板所说的旅馆，谢绾向这家店主打听歌德，店主差人去请歌德先生。歌德此时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不过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特别长寿，活了八十三岁，这几年正活蹦乱跳地在莱茵地区旅行。一听说有位中国人长相的商人求见，他立刻跑下楼，一眼就看见了大堂里的谢绾，几步走到谢绾面前，握住谢绾的手，笑容灿烂。
歌德这种热乎劲儿倒是谢绾没想到的，他反而有点受宠若惊。直到歌德跟他谈起很多中国典籍，他才弄明白。
原来从1813年10月始，歌德把兴趣集中到了遥远的中国。他先后在图书馆借阅了10多种有关中国的书籍。其中有中国游记和中国哲学方面的著作。他通过英法文译本读了一些中国小说和诗歌，如《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今古奇观》等。他—直想把《好逑传》，写成一部长诗；读过《赵氏孤儿》之后，受到启发，他又计划写一部戏剧。通过接触中国的文学作品，歌德从中看到人类共同的东西。他在同助手爱克曼的谈话中阐述了他对中国的理解：“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更合乎道德……”他从中国文学谈到德国文学与法国文学，进而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一全新概念。他说：“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使它早日来临。”
谢绾与歌德联系还不仅于此。歌德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为魏玛公国服务，而魏玛公国正位于图林根，距离谢绾起家的埃尔福特仅二十公里；歌德甚至还曾在埃尔福特受到过拿破仑接见，并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
说起以上种种，都让歌德觉得谢绾和他见面是上帝安排的。他更加热切地谈起自己的想法，包括他正在准备写“我的植物学研究的历史”，创办“谈自然科学，特别是形态学”杂志；以及他中年以来，作为魏玛公国枢密顾问最关心的政治与经济问题，还有他对普鲁士历史的追溯。他感慨道，历史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
谢绾被这个充满热情的老头儿给打动了，也跟他谈了自己知道的植物学知识，也谈了许多自己对德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看法，以及自己正在进行的莱茵地区考察之旅和对煤、铁工业的构想。这些话题让歌德变得更加兴致勃勃，大声嚷嚷着让酒保上啤酒。
论及思想层面，歌德到这个年纪也开始从年轻时候的自由略微转向保守，与谢绾同样心路历程，很多看法都相似。这一点让谢绾也非常开心。他因为柏林朝廷中保王派与维新派的斗争被搞得心力交瘁，终于有一位可以不用过于避讳，又三观相似的人可以谈心了。
谈到投机处，歌德高兴地把魏玛大公国的卡尔·奥古斯特大公介绍给谢绾，并当即写了一封推荐信，建议谢绾在回图林根的时候，能够去拜访一下这位以开明著称的小国领袖。歌德作为卡尔·奥古斯特大公最为尊重的大臣，与大公的私交很好。谢绾在图林根时也早就听说了这位奥古斯特大公，同时，魏玛大公国也号称德意志精神的故乡、德意志文化的心脏，仰慕已久，只是自己地位低下不得门而入。得到推荐信十分开心，谢绾也把自己还未完成的“莱茵杂记”给歌德翻了一下。对地矿学也有爱好的歌德嘱咐谢绾，将来如果能整理出版，一定送他一本，谢绾欣然应允。
一位老人和另一位心理上的老人在旅馆后面的酒吧里聊到很晚，还吃了很多威斯法利亚香肠，喝了很多啤酒，直到酩酊大醉才各自回旅馆房间。
第二天中午，谢绾又专门前往歌德所住旅馆，和歌德互相留了可供联系的地址之后道别。歌德准备北上杜伊斯堡，而谢绾继续南下前往科隆，波恩、科布伦茨。
在科隆、波恩的行程都是对工矿场的普通拜访，谢绾边走边记，顺便参观了科隆大教堂和贝多芬旧居，此时的贝多芬已移居维也纳，谢绾参观这两处人文景观，也不过是对原来时空的一点怀念罢了。除此之外，在科隆与波恩并无特别之处，但科布伦茨却值得一提。
几个月前下野的格奈森瑙，在下野之前担任的职务，是莱茵省驻军军长，军部正是设在科布伦茨。前首相施泰因男爵经常从邻近的拿骚来与格奈森瑙小聚。而英国人给谢绾密信中介绍的那个“莱茵河畔的‘华伦斯坦阵营’”，正是柏林宫廷给格奈森瑙在科布伦茨的社交圈起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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