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9月底，欧洲舰船在香港九龙海面被围困一事传回了欧洲。
向来吃不得亏的英国政商两界一片哗然，许多因为清国垄断外贸而打不开在清局面的贸易商趁机要求英政府对清强硬。
9月30日，英国纺织业城市曼彻斯特三十九家公司和厂商联合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称清国禁烟是对英国的“侵略行为”，“希望政府能利用这个机会，将对清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
客观的讲，在当时世界其他地方，鴉片贸易是合法而且正常的。
鴉片贸易在英国本土也可以正常贸易，只是没有吸食鴉片的市场，为祸不深。
而鴉片在英国本土从法律层面被禁止，要等到1868年的《毒品药店法案》，但这个法案也只是对英国本土的鴉片贸易给予一般性限制而已，真正的禁止鴉片一直到1914年。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异议。英国许多有识之士早在1780年代就十分强烈地谴责并呼吁政府取缔鴉片贸易，而且这个呼声一直不断。
清英鴉片争端时期，当时处理清英关系的官员乔治·斯当东勋爵也在国会声明，
“我们不否认这个事实，要不是鴉片走私的话，就不会有战争。”
就连东印度公司鴉片代理处经理赛蒙也写道，
“鴉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哪里种植鴉片，那里的人就吸鴉片，种得越多，吸得越多。”
不过，多数人不赞成禁止鴉片贸易，一些人属于对鴉片没有正确的认识;另一些人则完全因为鴉片带来的巨大利益。那时英国报纸对反对和拥护鴉片贸易的意见统计大约在1:5，于是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烟法案。
鴉片贸易的巨大利益，非常显著的体现在对清国贸易上。也不知道为什么清国上下就这么容易对鴉片上瘾，巨大的市场需求导致贸易额巨大，1830年代，鴉片占英国对华贸易总额的一半。
当然，应该明确的是，清政府从雍正时代起就开始反反复复禁烟，英国商人是非常强清楚所在国法律的，所以在英国本国合理合法并不是在清国销售鴉片的理由。
鴉片是一个导火索，其背后的本质，是代表资产阶级、工业技术的英国无法忍受对贵族专制、农业文明的清国长期贸易逆差。林则徐就是火星，他在外交上的傲慢和操切，点燃了新旧世界冲突的火药桶。
不过，就算没有林则徐，没有鴉片，这个火药桶也会被点燃，只不过表现形式有可能是像德国统一、明治维新这样相对良好的结果。
无论如何，林则徐是给了英国主战派口实，据称，“威灵顿公爵、德比伯爵、斯当东、山登勋爵、约瑟夫·休谟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支持战争的。”
10月1日，英国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出兵清国问题，并作出“派遣一支舰队到清国海去”的决定。内阁会议以商务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胁为理由派遣舰队。由于贩运鴉片由始至终只是民间走私行为，并非英国国策。英国政府始终未正式宣战，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而非战争。
在莱茵，那些被莱茵舰队解救出来的德国商人，把发生在清国的事情添油加醋的传回了德国。这导致舆论也同样对清国非常不满，甚至影响到了谢绾的立场。
有人开始借由清国无理关闭德国商馆、扣押商人、追打德国舰队的事，含沙射影的攻击谢绾作为华裔，故意对清国软弱。最后发展到有一些议员串联起来对谢绾发动质询，质问他为什么不允许莱茵在远东的军队攻击清军，是否暗中干扰内阁对清政策。
10月1日，谢绾也不得不到莱茵联邦议会对质询进行答复。
他一方面阐述了清国是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军事潜力深厚，莱茵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在有英国出头的情况下，冒险与清国冲突，那将得不偿失；
另一方面他也暗示将继续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存在。将逐步增强实力，以争取将来与清国的贸易谈判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
然后他顺水推舟的说了自己早就想好的战略，
“一旦英国与清国开战，我们也将在中南半岛上对清国的附庸国有所作为。并以此明告清国，不能非法对待我国商人。”
他当然没说后半句，这时候英国人在远东也顾不上干扰莱茵的扩张。
最后他指着自己胸前特意戴着的，在莱茵数次战争中获得的勋章说，
“我为这个国家数次流血，不管我出生在哪里，没有人可以质疑我对莱茵以及德意志的忠诚。”
议会质询总算是糊弄过去了，谢绾回到办公室后，精疲力尽的瘫在椅子上。虽说在议员面前表现的很有信心，但实际上他对远东的事情没有什么掌控权，一切全看前线的三巨头。
1839年10月下旬，一艘名叫托马斯寇茨的商船到达广州。该船基于宗教理由拒绝鴉片贸易，受到清政府认可，其船长与广州知府谈判后，希望所有不携带鴉片的英国船只都可以和平的在穿鼻岛合法卸货。
义律得知此事后，禁止所有英国船只与清国签署“不贸易鴉片”的保证书，为此开始封锁、拦截追随托马斯寇茨进港的其他英国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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