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此人，后世评价普遍不高。主要原因就是在鸦片战争期间扮演了个投降派主力角色。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琦善在战争之初与道光帝奏对时，就非常了解欧洲战舰与火器，是清国朝廷中第一个看清欧洲军事力量远胜清国的高级官员，所以他极力避战，正是明知不可为。
琦善到达天津后，与义律在大沽口举行会谈中对英方所提要求含糊表示，“定能代申冤抑”，但前提是英军“返棹南还，听候办理”。
恰好此时英军水土不服，疫病流行，英军方面不得己表示同意将谈判地点改到广东，并即日起锚南返。琦善也于1840年底到达广州，署理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被撤职，接着开始准备与义律谈判。
琦善主政后，广东对英事务彻底颠覆。
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强广东防务，同时将一切罪责归咎林则徐；指责三江协副将陈连陞在磨刀洋之役向英军开炮，欲斩之向英国人道歉；又撤散壮丁数千，导致水勇失业反而被英军招抚雇佣；还撤去横档水中暗桩，数次会义律于虎门，使英军得以探查水道，防务情报泄露。
为向英军展现和谈诚意，琦善还对炮台守军大加裁撤；凡有抓住内奸、贩售鸦片的报告，都立即被他呵斥，有探报英军情报的，都被他言辞拒绝——他还自以为是正经办事。
琦善到广东后的情报，陆续从郭士立和邹汉勋两侧汇聚到宋插处，再传回莱茵。谢绾看到琦善这个德性，也是无语——虽说他也不看好主战派的盲目自大，但这种自废武功式的“诚意”，岂不是连底牌都扔了在谈判桌上裸奔？
1840年12月初，双方开始和谈。内容没偏离历史，无非是围绕赔款割地展开。
义律坚持要求偿还鴉片烟价二千万银元，此处所谓银元，为“墨西哥鹰洋”，合一千四百万两库平银；另有割让香港，开辟厦门、定海为商埠等一系列要求；
琦善仅同意赔偿烟价五百万银元；拒绝割让香港，反复强调割地是“天朝从来未有之事，其势断不能行”，也不同意英军暂屯香港，其他条件也不置可否。
由于双方条件差距太大，琦善既不敢答应，又不敢完全拒绝，只好采用“拖字诀”。
有郭士立居中做翻译，谈判期间，谢绾拿到了完整的谈判过程记录与双方要求。其他内容的并未引起他注意，倒是义律要求“二千万银元”让他愣了好一会儿。
好家伙，一千四百万两银子，四百万英镑，五千多万马克啊……
活生生四分之一莱茵联邦全年财政收入……
谢绾自普法战争以来大小十数战加起来的收益也没到这个零头，英国人居然用四千人就抢到这么多钱，这生意可比卖鸦片利润高多了。
头一次直面军事压榨落后国家的利益，让谢绾眼睛都绿了。既然清国注定要跌这一跤，那肥水为什么要流外人田呢？
在这个时代生活了二十五年，让他更深刻明白了什么叫“落后就要挨打”——清国固然值得同情，但希腊、荷兰、甚至莱茵、德国自身，乃至普鲁士、法国，谁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谢绾从刚来这个时空的习惯性悲天悯人，到现在麻木不仁，既然人人有这一遭，那也就不必纠结了。
如果这事发生在欧洲或者美洲，谢绾不会动妄念。但此事发生在他在远东已经有相当深厚布局的情况下，最最重要的，英国人这不是常理的战争所获，根本就是借着清国没见过世面大搞讹诈。两个骗子碰上同一个对象，还见面分一半呢，谢绾怎么能容忍英国人吃独食。
但跟英国的协议已经约定了，莱茵在远东不能插手英国人的军事行动。这要怎么捞一笔呢……谢绾从白天想到晚上，再彻夜未眠想到早上。
虽然没想明白怎么上下其手，但他还是想到了一件该做的事。
天亮之后，他顶着熊猫眼到内阁和议会，对首相、议长等人说，
“我要带一个考察团，访问亚丁和马来半岛殖民地。一来慰问当地驻军，二来考察克拉地峡和当地物产。海外殖民地维护费用太高，我们需要尽快从中找到盈利的方式，否则议会不会同意我们在远东的军事行动。另外，第二艘全蒸汽战舰也已经在建造中，我希望这次出行乘坐友谊号，检验蒸汽机接力补给的效果。”
当时，达尔文早已完成了他的全球航行，加之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这种跨洲旅行的风险已经非常小。虽然欧亚的君主们没有这样跨洲旅行的先例，但总要有头一个吃螃蟹的。
内阁和议会经过讨论，同意了谢绾的请求，让他带着科学、军事、商务考察团足有三百余人，乘坐以蒸汽战舰“友谊号”为旗舰，两艘风帆护卫舰，共三艘战舰，一千二百海军士兵组成的舰队，沿着里斯本-加斯多夫岛-苏伊士-亚丁-果阿-普吉的路线展开考察。总行程一万六千公里，预计单边航行时间一个月。
这既是欧洲元首第一次访问亚洲，也是全蒸汽战舰第一次跨洲航行。
斟酌再三，出发前，他又与自己的裙带商人们私下打了招呼，让他们尽可能派船跟着舰队，这次远航运输的货物主要是火枪、火炮、弹药，而谢绾可以以元首私人物品的理由，让这些商船免检、免税。最后跟随谢绾官方舰队的商船有十艘，装载约五千条“谢M1818”型步枪，五十门克虏伯32CIII型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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