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当陕西民变的烈火熊熊燃烧的时候，明朝朝庭和陕西各级官府仍旧浑浑噩噩。有“关中鸿儒”之称的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和延绥巡抚岳和声都己病入膏肓，无法履行职责。
陕西巡抚胡廷宴自欺欺人，每逢州县报告“盗贼”之事，就不分青红皂白训斥一顿：“天旱无雨，饥民无食起而闹事，偶有抢掠，本是历朝皆有之常事，何来大盗剧贼？本抚岂不知晓，尔等何须张大其事？待得明春雨落，五谷丰登，饥民各安其业，盗贼自无”，认为这些盗贼都是饥民，来年夏收有了粮食以后，自然就会解散，对民变隐瞒不报，被饥民们戏称为“省城贤主人”。
此时北京对魏忠贤的清洗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在处理魏忠贤集团的过程中大肆牵连，清理一直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搞得人人自危，无人过问政事。
崇祯二年二月，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死了，关于武之望的死因，陕西巡抚、巡按各执一词。
巡抚胡廷宴坚持武之望是病死的，说陕西形势大好，纵然有几个小毛贼作乱，也兴不起什么大浪。至于士兵哗变更是子虚乌有。
而巡按吴焕则坚持武之望是畏罪自杀，士兵哗变是由于朝廷一直不拨军饷，武之望左右为难，向户部讨不来军饷，对士卒发不了军饷，眼见哗变在即，害怕承担渎职之罪，只好自寻短见。
陕西各地相继出现饥民暴动。饥民无所顾忌，肆意劫掠地方，民变逐渐演变成星火燎原之势。
更要命的是自辽东战争以来，辽东战败逃跑的士卒、落草的山贼、闹饷的边军、被裁撤的驿卒、还有呼啸山林的响马，不断加入反叛大军，局势变得越发难以收拾。
此时反叛大军由原先拿着锄头闭着眼睛冲锋的饥民变成了有组织、有策略、有经验的武装叛军。
可朝廷依然乐观地认为，流民只是乌合之众，只要地方处置得当，稍加安抚，等开春后，自会散去。鄙吝和短视，错过了平定叛乱的最佳时机。
崇祯二年初（1629年），三边总督武之望死后不久，胡廷宴和岳和声看到纸包不住火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
兵部奉旨进行调查，胡廷宴和岳和声互相推诿，胡廷宴抱怨岳和声辖区的边兵作乱，岳和声则指责胡廷宴辖区的驻军造反。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对两人各打五十大板，他向朝廷报告时说，盗贼初起时边贼少土贼多，如今都是精锐的骑兵，动不动就是七八千人，两位巡抚隐瞒不报，互相推诿，是导致形势迅速恶化的主要原因。
三边总督武之望不管是怎么死的，三边总督之位总要有人继位，如今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派谁去当陕西三边总督呢？谁都不愿意去。
因为官员们都清楚，如果户部还不发军饷，不管怎么做，谁去做，做这个三边总督都是没法活。
几个月下来，新总督依然没有人选。
搁太平年岁这总督的肥缺，少说也得几万两银子打点才能捞到手。
今时不同往日了，衮衮诸公都视陕西三边为畏途，这不明摆着去送死吗？傻子才去呢。去了，横竖都得死。
要么死在缺粮断饷的流民乱兵刀下，被他们生吞活剥；
要么镇压失败，轻者被主子革职入狱，重者被朝廷千刀万剐。
无论哪一种死法，都会让你后悔生而为人，想想后背就一阵发凉。
在崇祯的严令下，吏部终于推选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
杨鹤何许人也？
杨鹤字修龄，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任雒南知县、长安知县，万历四十年擢升为御史，上疏言事直率无忌，遭朝廷众臣排斥，引疾而去。
杨鹤是个御史，而且还是个非常称职，敢于直言的御史。
他为了报答崇祯皇帝起用于田间的知遇之恩，见国事衰败不堪，就劝皇帝要培养国家元气，图治之要在于培养元气——小民元气、封疆元气，士大夫元气。
说得头头是道，皇帝听着欣喜异常。
这话绝对在理，剑锋所指朝廷中相互攻讦，愈演愈烈的党争问题，自然引起善于党同伐异的朝中大僚的反感，决计把这个特立独行的杨鹤排挤出朝廷。
现在机会来了，你杨鹤不是要培养元气吗？先到陕西去培养吧。陕西三边是什么地方，那是虎狼之地。夷汉杂处，蒙匪入寇，流民造反，士兵哗变，是大明局势最混乱的一个地方。
杨鹤不知兵，对于剿匪完全是一个门外汉。
杨鹤诚惶诚恐，也自认为没有“勘定祸乱之才，亦未阅历边疆，恐难胜任”，向皇上推辞。
皇帝鉴于无人肯挑这付重担，不同意他推辞。
杨鹤从无带兵作战的经验，皇帝问他平乱方略，也只能以“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作答，这种回答感觉杨鹤去三边是静修，而不是去平乱。
皇帝却恰恰欣赏他的这种为官清慎的作风。
平心而论，杨鹤一生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御史，但决成不了一名合格的统帅。
三边总督武之望死后不久，本已经病入膏肓的延绥巡抚岳和声也步其后尘相继病死，只剩下陕西巡抚胡廷宴孤零零一个人去背民变黑锅，朝廷将其革职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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