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客人，正是几个月前访清归来的阿美士德伯爵。
访清使团无果而终后，使团返回英国。由于此时欧洲对中国知之甚少，正式交往几十年才有一次，所以即使此次访清使团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阿美士德仍然在欧洲声名大噪。此时正受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之邀，访问柏林。临行前，威灵顿公爵与他进行了一番面谈，将谢绾的信转呈给了他，建议阿美士德到柏林后能见谢绾一面。所以此次访问柏林，阿美士德特意向柏林方面申请约见这位中国裔军官。
柏林方面认为谢绾在柏林小有名气，又与英国机床厂家交往甚密，加之是中国人，所以阿美士德要求见谢绾也不奇怪，便许可阿美士德在有普鲁士外交人员陪同下会见谢绾，于是阿美士德留在柏林等了谢绾几日。
见到谢绾后，阿美士德先介绍了下访清的经过，大致与威灵顿公爵的信中相同；又补充了下使团离开中国后，在东南亚触礁、遇海盗的惊险际遇。最后还提到返程途径圣赫勒拿岛，拜访被囚禁的拿破仑一事。其实“睡狮”一说，正是此时传出，不过阿美士德基于外交礼节，也就向谢绾隐去了这一段。
由于有普鲁士外交人员在场，阿美士德也未提及威灵顿公爵书信，只提出想知道谢绾对清国和清国贸易的看法。谢绾照他给威灵顿公爵的回信又大致阐述了一遍，然后说，
“只是清国国内官民对欧洲知之甚少，与欧洲贸易沟通的权力被把持在广州十三行手里，皇上与权贵们无从了解欧洲，此次失败也在所难免。其实清国也有睁眼看世界之人，我也认识几位这样清国朋友，可以先与其阐述欧洲今日风物，或许几年以后，便能传递到皇上那里。”
谢绾想了想，又说，
“我写几封信，以及一些书籍，麻烦阿美士德先生委托东印度公司的先生们带给我在清国的朋友。以后贵国再与清国交往时，这些人就可能成为在广州十三行之外与清国朝廷沟通的渠道。”
阿美士德考虑到未来终归还是要与清国外交，有一些了解欧洲的清国朋友还是好事。于是他答应了谢绾，在柏林再盘桓几日，等待谢绾的准备。
写这几封信，比写英文和德文信还折磨谢绾。因为英文、德文自十九世纪以来，虽有变化，但语法基本没变；加之作为一个外国人，英文和德文收信人也理解谢绾的难处，连猜带蒙地替他理解，所以这信还好写。但中文不仅从繁体变成了简体，书面语还从文言文变成了白话文，加上清国文人又注重这些无意义的细节，要让这封信说服收信人，真是不容易。
谢绾只好尽量写短一点，开宗明义的写道，
“……弟久居海外，文墨粗鄙，兄切勿怪罪。自前明以來，西夷日漸勢大，堅船利砲，料朝野諸公已有耳聞，然今環球四分，其佔有三，所依仗者，豈止船炮耳。
夫船堅砲利者，內有能工巧匠，外有驕兵悍將。今夷人巨船遮天蔽日，覆蓋四海，蓋因舉國上下皆工匠士卒。不事衣食生產者眾，蕞爾小國，人丁單薄，夷人何以養之？一曰商，二曰工。
商者，遇強國則以銀貨而易，遇弱國則以船砲相逼。以獲白銀、棉、香料、絲綢、茶葉，五穀、禽畜，不事生產而富有四海。
工者，以機巧造布匹、船砲，大清耗費百人百日之工，夷人數人數日可成，此等貨品又付諸海商，其價甚低，卻所穫頗豐，遑论船砲之堅利，亦出于斯。
如此工商往復，國內積財不可量也。弟久在歐羅巴洲，所見所聞遠不止于此。夷人欲與大清商貿，于大清亦是利大於弊。一則商貨互通有無，二則機巧互通有無。我大清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若能更增夷人工商之能，自造堅船利砲，則如虎之添翼；若一味拒之門外，弟憂心者，乃終有一日，夷人以槍炮相逼，大清未能與之匹敵，則為之奈何？
隨信附歐羅巴人所製地圖一副，格物之書若干，兄可托通譯或相熟之夷人代為譯出，可知弟所言不虛也。
……“
写到这份上，谢绾觉得自己也尽了全力。接着他准备了几幅当时最好的世界地图、欧洲地图，又购买了包括《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画法几何》、《分析力学》、《化学纲要》等名著在内，十六到十八世纪的各种自然科學书籍上百种，每种几本，还按照记忆，将冶铁、采矿、蒸汽机等新近的发明画成图形，几乎累吐血，才打成数个硕大包裹。
这批包裹可以分给五六个人，但谢绾只能托阿美士德把它们通过东印度公司寄给两个人——林则徐和魏源。再托二人交予他人，那之后，只能看老天爷的意思了。此时林则徐正在江西南昌任考官，魏源是家乡湖南邵阳县金潭的贡生。这是谢绾有把握能联系上又有可能理解这封信和这批书籍的人，但此时离魏源著《海国图志》还有三十余年，很难说这二人现在能否接受西方的知识。
阿美士德带着谢绾的信和包裹离去后，谢绾瘫在椅子上。他忽然一阵哀伤，因为自己费了那么大劲儿，很可能是石沉大海，那个遥远的祖国，仍然可能会被英国人用枪炮撬开大门。也罢，自己又不是来改变历史的，尽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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